職業打假，也稱職業索償或職業碰瓷，指以獲利為目的，故意大量購買過期或有漏洞問題的商品，依據相關法律懲罰條例，直接向經營者索賠或向執法部門舉報或投訴、訴訟等獲取賠償的行為。近年來，職業打假案例呈爆發型增長勢態。今年深圳曾一舉搗毀“職業打假”6人團伙，為職業打假亮出紅牌警告。長期以來，職業打假案例屢禁不止，其刑事責任的邊界眾說紛紜。日前，由華東政法大學律師學院主辦的“職業打假人刑事邊界問題”主題研討會在華政召開。來自政府、企業、高校的眾多法學專家齊聚一堂，對職業打假人刑事責任邊界問題展開探討，并結合具體定罪案例，為司法實踐活動提供理論支持，助力相關法律的修改完善。

背離初心，異化生長

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羅培新介紹，2014年上海市工商系統的“12315投訴專線”共接收867起職業打假訴求案例，僅占總量的1.9%；然而，2018上半年，此類案例已達到61939起，超過同期總量的30%，數目驚人。他認為，職業打假行為已偏離社會監督的初心，將維權異化為恐嚇、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行為。由于打假人對法律條例極為熟悉，通常一次性大量購買商品，威脅商家，索取高額賠償。此外，他們擅于抓住執法過程中的瑕疵，要求執法部門向商家施壓來牟取利益，滋擾行政執法。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蘇敏華博士結合她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10多年的司法實踐經驗表示，職業打假在動機上具有很強的逐利性，其打假的初衷不為公共利益，而是追逐高額賠償和舉報獎勵，違背誠信原則；在對象選擇上專挑與質量關聯不大的非實質性瑕疵商品“下手”；運作上呈團隊化、規?；?、專業化趨勢，團隊內部分工明確，分頭踩點，集體行動。她指出，職業打假會破壞營銷環境，惡意消費公共權力，嚴重浪費有限司法資源。

商家無奈，被動挨打

“企業合法維權難點重重，遇到職業打假大多無奈選擇拿錢消災，少數企業態度強硬，但救濟渠道太少。”阿里巴巴集團法務總監必由說道。曾有職業打假人在某企業購買標簽有瑕疵的商品進行訴訟，在案件審理時，雖然他們掌握大量證明此人為職業打假人的證據，但是很難向審判機構去證實此次行為是職業購買。職業打假人以舉報威脅為由，向企業索要“顧問費”，獲取顧問費后并未提供實際的顧問服務，一旦支付停止，他們便對企業施加行政壓力。這些人通常以團伙形式開展有預謀、有組織的大量購買行為，有專門的買手、舉報手，有儲存商品的倉庫，甚至有專門研究所有食品質量標準的專家，操作流程嫻熟。必由表示，企業法務部門能力、資源配置有限，要兼顧商品把控、商業活動風險把關等眾多事宜，疲于應對打假人的頻頻舉報。“若企業態度強硬，職業打假人會惡意報復，長期騷擾企業，我們希望可以將此舉納入刑事考量范疇。”

綜合治理，入刑慎重

傳統意義上，消費者常處于較弱勢的一方，當維權問題出現時，消費者很難與商家對抗。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國家出臺一系列法律法規，督促企業提高產品質量。與會專家認為，職業打假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執法機關及時發現“假”商品，維護市場秩序，對于這種利弊兼備的行為，不應該“一桿子打死”，綜合治理方顯成效。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張紹謙教授表示，職業打假要究其根源，探其類型，對應不同類型、層次實施民事、行政、刑事、經濟等處理辦法，對癥下藥。他認為刑事的“假”重在產品質量，指以次充好、以假亂真、以不合格充合格等，標簽、標注等瑕疵不應歸屬于刑事的“假”。倘若打假將“假”的概念泛化，只要商品內容或形式不符法律規定就一并納入“假”的范疇，是不合理的。同時，他指出，具有“目的非法、手段非法、后果非法”特征的打假行為可歸為刑事問題，如夾帶問題商品進入商超、購買同類商品惡意掉包，甚至無法律依據向企業索取“保護費”等，都是犯罪行為。

與會專家指出，政府行政監督仍需嚴抓嚴控，消滅假冒偽劣商品生存的土壤。華東政法大學楊興培教授提醒，“消費者享有自由出入商超購買商品的權利，無論是否為‘買假’，企業都要為此承擔責任。”

此外，推進司法改革、增強司法能力同樣重要。會議主持人、律師學院黨總支書王永杰教授認為，可以探索適用新的《人民陪審員法》中第二十一條和第二十二條關于人民陪審員對于事實認定的新規定，適當減輕法官認定事實的壓力，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的生活經驗和道德良知對事實認定的積極作用，將有關案件交給由人民陪審員組成的合議庭審理。

編輯：food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