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獎與世界三大質量獎比較分析與解讀 今年9月，全國“質量月”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和市場監管總局在上海共同舉辦的“省部級干部建設質量強國專題研討班”上，美國質量協會CEO（首席執行官）威廉姆·特洛伊以《質量史：一部現代和近代史》為題帶來自己的專題報告，這位哈佛大學的兼職教授，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的退役美軍三星級上將，在報告里用相當長的篇幅詳細地介紹了戴明在日本推廣質量管理對美國的刺激，以及美國波多里奇國家質量獎的相關情況。 威廉姆·特洛伊在報告中提到了當今世界最為知名的兩大質量獎。事實上，建立國家質量獎勵制度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目前，世界上已有8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國家質量獎。在發達國家中，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設立質量獎的國家，日本于1951年設立戴明質量獎，以在日本推行質量管理的先驅美國戴明博士命名。美國于1987年，由美國參眾兩院制定、時任總統里根簽署《馬爾科姆·波多里奇國家質量促進法》，設立波多里奇國家質量獎，里根、喬治·布什、克林頓、沃克·布什、奧巴馬等歷屆總統都曾在任期內在白宮為獲獎者頒獎。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質量組織設立了歐洲質量管理基金會，并于1992年首次頒發了歐洲質量獎，德國、法國、意大利等還分別設立了本國的質量獎。在金磚國家中，巴西、俄羅斯、印度等國均于上世紀90年代設立了國家質量獎。 “實施政府質量獎勵，推廣普及先進質量管理模式和方法，激勵廣大組織和個人追求質量進步，已經成為各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國把質量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重要體現。”市場監管總局質量發展局相關負責人透露，中國質量獎就是在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質量獎的經驗基礎上設立的中國質量領域的最高榮譽，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探索出適合中國國情、具有國際影響的質量管理理論、模式和方法，在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向世界提供質量管理的中國方案。 各有千秋 “如果你想要跟你的朋友說出幾個質量管理大師的名字，顯得你很懂質量，那么有兩個人的名字最好提及，他們就是戴明和朱蘭。”盡管略帶調侃，但對于這兩位質量管理大師的歷史及貢獻，威廉姆·特洛伊還是如數家珍，尤其是出生在美國、成名于日本的戴明，更是推動了全球質量獎的發展歷史。 戴明博士是美國最著名的質量控制專家之一，1950年7月，受日本科學家與工程師聯合會邀請赴日本講學。在日期間，戴明首先在東京的日本醫藥協會大禮堂就質量控制進行了為期8天的講授，接著，又在日本本州島東南部的箱根鎮為企業的高級主管講授了一天。在這些課程的講授過程中，戴明博士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統計質量管理的基礎知識完整地傳授給了日本工業界的主管、經理、工程師和研究人員。他的講授給現場聽眾留下深刻印象，并為當時正處在幼年期的日本工業的質量控制提供了極大的推動力。 聽課的人們將這8天課程的速記、筆錄匯總整理為《戴明博士論質量的統計控制》的手抄本競相傳播，戴明博士隨即慷慨地把這一講稿的版稅贈送給日本科學家與工程師聯合會（JUSE），為了感激戴明博士的這一慷慨之舉，當時的JUSE會長建議用這筆資金設立一個獎項，以永久紀念戴明博士對日本人民的貢獻和友情，并促進日本質量控制的持續發展。JUSE理事會全體成員一致通過了這項提議，戴明質量獎由此建立。 戴明質量獎分為戴明獎、戴明應用獎和戴明控制獎。其中戴明獎授予在質量管理方法研究、統計質量控制方法以及傳播TQC的實踐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戴明應用獎授予質量管理活動突出，在規定的年限內通過運用TQC方法，獲得與眾不同的改進效果和卓越業績的企業，戴明應用獎還授予國外的企業；戴明控制獎授予企業中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通過使用TQC方法，在規定的年限內獲得與眾不同的卓越改進效果。獲得戴明質量獎的企業，都積極按照質量獎的評價標準和要求，根據自己企業的特點、環境，不斷完善它們的質量控制方法，產品質量和服務均得到大幅度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在使用日本的全面質量控制（TQC）一詞時，把它翻譯成全面質量管理（TQM），為了與國際實踐相銜接，日本把TQC改為了TQM。我國在上個世紀引進學習日本的質量管理方法時，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全面質量管理。 二十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發展和日本企業與產品的競爭力受到全世界的矚目。日本《經濟白皮書》把日本經濟取得成功的原因歸結為3點：一是重視人才資源和教育培訓；二是吸收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適用于本國的國情；三是形成了適應經濟形勢變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系統。日本是通過吸收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來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典范，戴明質量獎在推廣普及質量管理方法、提高日本產業競爭力方面起到關鍵作用。日本業界認為，戴明的教誨幫助日本建立了這樣一個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日本的產品質量才達到了今天這樣被世界廣泛承認的水平。 1980年，日本在美國NBC電視臺播放紀錄片，介紹日本通過全面質量控制（TQC）活動，創造出優異產品的情況，同時，第一次向美國介紹日本的戴明質量獎及其在創造經濟奇跡中發揮的作用。美國有4000萬人觀看了這部紀錄片，紀錄片錄像帶的發行量創美國歷史最高紀錄。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政府部門和企業界對于TQM活動呈現出與日俱增的興趣。許多政府和企業界人士建議，設立一個類似日本戴明質量獎那樣的美國國家質量獎，幫助美國企業開展TQM活動，提高美國的產品質量、勞動生產率和市場競爭力。其中比較關鍵的一個人物就是在1981年至1987年擔任美國商務部部長的馬爾克姆·波多里奇，他堅持認為，TQM是美國經濟繁榮和國家強大的關鍵因素，這導致了美國眾議院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一系列聽證會，馬爾科姆·波多里奇對后來以他名字命名的國家質量改進法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幫助起草了該法案的最初草稿。 為表彰他的貢獻，1987年8月20日，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國會通過的美國100~107號公共法案“馬爾科姆·波多里奇國家質量改進法”。依據該法案，波多里奇質量獎創立，用以表彰美國企業在TQM和提高競爭力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從1988年開始，波多里奇國家質量獎基金為此項獎勵提供支持。 波多里奇獎是一個杠桿，沙里淘金，每年只有3～5個企業獲獎。波多里奇獎引導企業通過連續的質量改進和設定業績的卓越標準而獲得顧客滿意。“質量”在波多里奇獎中有了更廣泛的含義，由于波多里奇獎是針對“管理質量”和“經營質量”而被稱為“卓越績效模式”。波多里奇獎評價要素和所占比例為：領導作用12.5%、戰略計劃8.5%、以顧客和市場為中心8.5%、信息、分析與知識8.5%、人力資源開發8.5%、過程管理8.5%和經營結果45%。 在日本、美國相繼設立國家質量獎并助推本國質量發展之后，歐洲也開始逐漸意識到質量獎的重要性，于是就有了后來的歐洲質量獎。歐洲質量獎是歐洲最負聲望的組織獎，是歐洲質量基金組織卓越水平中的最高水平，自1992年起，每年頒發一次，由歐洲委員會副主席馬丁·本格曼倡議，由歐洲委員會、歐洲質量組織（EOQ）和歐洲質量基金組織共同發起。歐洲質量獎對歐洲每一個表現卓越的企業開放，它著重于評價企業的卓越性。歐洲質量獎的獎項分為質量獎、單項獎、入圍獎和提名獎。歐洲質量獎的獎勵范圍，1996年擴大到公共領域的組織，1997年獎勵范圍又擴大到250個雇員以下的中小企業以及銷售、市場部門和研究機構等。 歐洲質量獎的目的與美國波多里奇質量獎和日本戴明質量獎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推動質量改進運動、提高對質量改進重要性和質量管理技術方法的意識，對展示出卓越質量承諾的企業進行認可，以提高歐洲企業在世界一體化市場上的競爭力。 中國特色 2012年，中國質量獎批準設立，不僅使得我國質量領域多了一項至高榮譽，也使得我國正式邁入全球“質量獎俱樂部”。比起已經譽滿全球的三大質量獎，中國質量獎的評選也有自身特色。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質量水平確實還有差距，而國家質量獎勵制度在我國也屬于一個新生事物，需要我們在借鑒國外好的經驗做法的同時，堅持中國特色。”第三屆中國質量獎評選表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兩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原校長王越總結認為，中國質量獎評選的中國特色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注重對質量的理念和實踐的考察，注重可持續發展，注重企業負責人對質量的重視程度。 “強調理念的引導，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特點，中國質量獎非?？粗刭|量意識和理念。”王越表示，在中國質量獎的評選中，首要的就是考察候選單位對質量理念和質量體系的理解及其實踐措施，其次，還注重考察候選單位的質量可持續發展情況，要考察評選對象質量理念和實踐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時，對于質量發展和社會實踐的實效，包括國際認可、企業負責人對質量的重視等也非常關鍵。 今年我國迎來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質量工作受到高度重視，質量整體水平也在逐步提升，我國先后實施了多項質量獎勵與激勵制度，比如上個世紀的質量金獎銀獎以及后來的中國名牌等，但由于各種原因，這些質量獎勵與激勵制度都成為了歷史，也讓質量激勵與獎勵制度引發了一些爭議。 “我非常榮幸從首屆中國質量獎開始就參與其中，應該說政府為了促進全社會質量水平的提升而采取一些質量激勵措施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也有好幾次這方面的機制，不過中國質量獎的設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它使得我們的質量激勵從過去的側重評產品質量水平轉向了評組織的質量管理水平，是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成果。”回憶起5年來參與三屆中國質量獎評審工作的點點滴滴，首屆中國質量獎評選表彰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原院長馬林聰感觸頗深。 值得注意的是，前兩屆中國質量獎評選表彰委員會的“授獎決定”里都在強調，“要認真履行責任，不借受表彰之名作產品營銷和廣告宣傳，要積極向社會宣傳和普及質量管理的先進經驗、理論方法”。 對于社會上一些關于中國質量獎的不同聲音，比如中國質量獎獲得者也并非沒有產品質量問題、中國質量獎的評選是否完全客觀公正等，王越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評選最重要的是制定科學合理的評價準則并嚴格按照準則進行實踐，同時也在評選過程中不斷完善和發展評選準則，不斷地改善和研究，就能體現出評選的價值和意義。 除了與以往的質量獎勵和激勵制度不相同之外，與全球知名的三大質量獎相比，中國質量獎也不盡相同。比如獎項設置上不同，波多里奇質量獎設立了制造業、服務業、小企業、教育、醫療衛生、政府和非營利組織6大獎項，是競爭性獎項；戴明獎設立了表彰個人或小組的戴明大獎、海外普及與推廣功勞獎、表彰企業和組織的戴明獎、戴明獎大獎4大獎項，是非競爭性獎項，而且是唯一一個可以向海外開放的獎項；歐洲質量獎設立了質量獎、單項獎、入圍獎、提名獎4大獎項，是競爭性獎項，評獎只限于歐洲范圍；中國質量獎包括中國質量獎和中國質量獎提名獎兩大獎項，其中還包括個人獎。還比如評審標準也不同，日本戴明質量獎評價的標準是領導能力、規劃與戰略、TQC的管理系統、質量保證系統、經營要素管理系統、人力資源、信息利用、TQC的價值觀、科學方法、組織活動、對實現企業目標的貢獻；美國波多里奇國家質量獎評價的標準是領導作用、戰略計劃、以顧客和市場為中心、信息分析與知識、人力資源開發、過程管理、經營結果；歐洲質量獎的評價標準是領導作用、戰略與策劃、員工投入、戰略與合作關系、過程管理、顧客對產品評價、人力資源效果評價、社會效益評價、經營結果；中國質量獎在組織評審方面，重點評審質量、技術、品牌和效益4個方面內容，下設若干二級評審項目和三級評審項目，形成依次展開的關系；在個人評審方面，重點評審基本素質、能力水平、成果影響3個方面內容。 更重要的，中國質量獎的設立目的與國際三大質量獎也不完全相同，日本戴明質量獎的目的是共享質量改進成果，革新質量保證技術；美國波多里奇質量獎的目的是提供實施TQM的模式，引導企業迫求更強的競爭力；歐洲質量獎的目的是提供歐洲式實施TQM的模式，加速歐洲一體化與新質量觀的趨同；中國質量獎的目的是表彰在質量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領域取得重大創新成就的組織和為推進質量管理理論、方法和措施創新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由此可見，中國質量獎的評選最為突出的一大特點，就是質量管理的創新，也就是向世界提供質量管理的“中國方案”。 “過去的40年，我國積極學習日本、美國、歐洲的質量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并將這些方法工具應用于中國的企業實踐之中，推動了我國產品質量的提升，縮小了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質量差距，甚至使一些領域的質量水平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然而，中國的質量提升僅僅依靠現有的質量管理理論和方法顯然是不夠的，中國的質量工作者需要在質量管理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創新突破，這是歷史賦予中國質量工作者的使命。”我國著名質量管理專家、山東大學質量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溫德成教授接受《中國質量報》記者采訪時說道。 中國方案 當白發蒼蒼的國際知名質量專家詹姆斯·哈靈頓被人用輪椅推著走上發言席準備演講時，現場的聽眾兩次全體起立為他鼓掌。 這是發生在2017年9月15日下午中國質量（上海）大會分會場上的一幕。該場的主題是《技術革命與質量再思考：全面質量管理的創新》，詹姆斯·哈靈頓是第一個發表演講的嘉賓。身為哈林頓研究院首席執行官，美國質量學會原會長，國家質量科學院原理事長、院長，詹姆斯·哈靈頓在全球質量管理界早已是大名鼎鼎，其本人就如同一本質量管理的活字典。他當天的演講題目——《質量管理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僅很符合他睿智老者的形象，也與他跟質量管理不解的情緣、與中國質量管理的深厚情誼十分相配。 “我與中國的緣分1984年就開始了，所以中國就像我的家一樣，這次來到上海就像從美國回到家一樣……”對質量管理、對中國，詹姆斯·哈靈頓都有著深厚的感情，也讓他對質量有了自己的獨到理解：“對于質量、質量管理，很多大事都寫了很多書，但他們沒有就質量體系達成一致，我們今天需要關注的是基本共同點。質量的一個基本點就是要防止產品和服務不符合消費者需求，并且防止這樣的產品和服務進入消費者手中。” 那么質量的起源在哪里？他的答案是從“伊甸園”就開始了：“如果亞當給夏娃的蘋果質量不好，夏娃又怎么會接受呢？”泰勒、朱蘭、克勞士比、石川馨……一個個享譽世界的質量大師；全面質量管理、零缺陷、六西格瑪、精益管理……一個個質量管理方法，隨著詹姆斯·哈靈頓將質量管理的一個個人名、方法、組織娓娓道來，不僅回顧了質量管理的發展歷史，也讓大家看到了面臨的挑戰與創新。 自美國休哈特博士創立控制圖以來，質量管理理論與方法不斷涌現，如戴明的PDCA循環、朱蘭的質量改進三部曲、費根堡姆的全面質量控制、石川馨的魚刺圖、田口玄一的三次設計、赤尾洋二的質量功能展開、克勞斯比的零缺陷理論、狩野紀昭的魅力質量理論、謝寧的DOE工具、摩托羅拉的六西格瑪管理模式、ISO發布的9000系列標準、施樂公司的標桿管理、美國汽車行業的16949、德國的VDA6.3等，不過這些理論、方法和標準都是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專家提出的，而且基本上都是30年前提出的。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質量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工具創新幾乎陷入了停滯，產品質量的保障和提升一方面依賴于以前的質量方法工具，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先進的生產制造設施。 “為什么這么多年美國、日本、歐洲沒有創立新的普遍性的質量方法和工具呢？我個人認為，一方面質量管理的理論方法已經相對成熟，實現新的突破有較大難度；另一方面就是發達國家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質量理論與方法創新的社會需求減弱，制造業的空心化又導致發達國家的質量學者無法直接接觸和掌握相應質量數據，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質量理論與方法工具的創新。盡管美國總統特朗普大力呼吁制造業回歸美國，但其效果如何尚需觀察。因此，我國不能再一味依賴于發達國家為世界貢獻新的質量理論和方法工具，而是要主動作為，深刻認識到質量創新是歷史和世界賦予我們中國質量工作者的重大使命。”溫德成說。 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下，產品周期越來越快、機器人參與度越來越高，很多產品還需要量身定制，那么未來的質量管理發展方向在哪里？詹姆斯·哈靈頓用英文單詞FUTURE（未來）的每個字母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Fast（快）、Unstr uctur ed（無組織的）、Tur bul ent（動態變化）、Univer sal（全球層面競爭）、Revol utionar y（革命性的）、Ethics（道德的）。 溫德成則認為，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線，這些先進的生產設施產生和自動收集了海量質量數據，這為未來新的質量規律的發現和質量方法工具在中國的產生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質量創新的潛在優勢。他以美國國家質量獎對中國啟示的角度認為，美國國家質量獎不僅催生了一大批全球知名的企業，更先后誕生了六西格瑪、卓越績效等一大批享譽世界的知名質量管理方法，中國質量獎的評選無疑也對具有中國特色的質量管理方法與理念的誕生具有催化作用，今天我國完全有能力來進行質量管理方面的創新，向世界提供質量管理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朱蘭博士曾言：二十一世紀是質量的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曾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們期待，二十一世紀，中國為世界質量和質量世界作出新貢獻！ 編輯：foodqm
|
